南部高中D老師認為，教育的其中一個層面是「改變」，往「有品德」的方向靠攏，這需要教導而非放任。

D老師年資超過15年，他初任是北部一所國中的導師，曾因午餐時間太忙，請同學幫他打飯後，忙到連便當盒都沒掀開；午休前，一位學生悄悄告訴他：「老師，你不要吃。」原因是有幾個男同學趁他不注意，把地上掃起來的垃圾倒在裡面、攪一攪後再把蓋子蓋回去。

當校方出面請帶頭學生的家長到校時，家長認為一定是別人帶壞他的小孩。「那天我很崩潰，騎車回住處還出車禍。」

D老師後來考上南部高中的教師，頭幾年覺得狀況不錯，學生比國中的好溝通；可是這幾年，他明顯感受到學生不願意配合的情況越來越多。

「以前學生知道自己成績不佳還會求情：『拜託，老師不要當我。』現在有些學生不交作業，即使鼓勵補交就會及格獲得學分，但他們知道可用『同等學歷證明』報考大學，會表示『沒差啊』。還有學生因違規或被記警告，通知他們用『愛校服務』抵銷時，有些反而回答我『再看看』。」

當前學校普遍狀況是願意兼任行政的老師越來越少，大家戲稱被邀請擔任行政工作是「抓交替」。2年前，D老師開始擔任學務處的生輔組長，他曾在巡堂時用手勢請學生把手機收到抽屜，學生不滿，並以整排教室都聽得見的音量回應他不當言詞。D老師氣到曾想寄存證信函，但他的律師朋友勸他算了，「如果學生把存證信函貼上網，網友一定是會評論『老師用權勢壓迫』。」

幸好，遇到類似狀況時，學務主任會出面約談學生告知嚴重性，校長也曾請家長到校溝通，並有其他行政人力協助，多管齊下，學生就較為改善。D老師說：「如果跟學生當下發生衝突，會有人接手處理，我覺得這樣就是很棒的支持了。我認識的另一位南部學校的生輔組長就沒那麼幸運，他的學校長官不願幫忙，他只好轉走。」

同樣的，若家長對老師不滿時，處室主任和校長先促成良性溝通，通常也能減少進入校事會議的機率。所以D老師到這所高中任教10多年，只聽聞1位老師因為匿名投訴而進到校事會議程序。

只是，自從接下生輔組長這職務，D老師覺得在校時間常常都在「翻法條」，他期待教育部可以擔起更多的責任。例如教育部曾想訂定手機管理辦法，遭家長與學權團體抗議後，「最後就是請各校自行以民主方式舉辦公聽會、研議相關辦法。讓衝突回到學校端。」或是許多老師遇到學生的離譜狀況，希望學務處能以懲處讓學生有感時，「我們查一查後告知老師，不好意思，沒有對應的法條。」

D老師提到，教育部要老師正向管教、口頭勸說或站立反省等方式對待學生的不恰當行為，「但如果學生不配合站立反省呢？」「所以每年『全國學務主任會議』時，每間學校都是帶著滿滿的第一線問題前往，希望能與教育部充分討論。但是我們學務主任說，這2、3年都只有科員來，然後告訴大家：『我們會將意見帶回部裡。』」

記者截稿前，教育部沒有回應會議的出席層級，但新聞稿指出：「為健全校園職安機制，正彙整資訊，將研議訂定教師職業安全指引。」

在尚未見到一條明確的方向時，網路上有越來越多老師認為要配備密錄器上班，才能保護自己。D老師說：「我到現在還沒有這麼做，因為這樣對學生，我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老師，是一個警察，那學校就變質了，很悲慘。」

當老師的人，通常都希望在後端的糾錯、防衛之前，就先在前端「陪著一個人變好。」教育自由工作者梁芳瑜認為，學生與老師、家長之間，在文化、資訊、各方面往往有10幾至幾十歲的落差。「這時候，教育是鼓勵犯錯的小孩知道怎麼導正、鼓勵無能為力的家長如何改善，然後大家也來鼓勵老師想方法，並容許『試誤』的空間，而不是找到一個不滿意的地方就開大槍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