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圖／本報系資料照）

近日媒體報導，新竹一名代理教師因校園管教爭議遭調查、處分並失去教職，歷經3年訴訟後終於獲得勝訴。消息傳出後，社會看見的是一名老師沉冤得雪；對教育現場而言，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，當一位老師必須花3年時間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時，這樣的制度真的公平嗎？

為處理不適任教師、維護學生權益，教育部透過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》明訂當教師出現疑似損害學生權益案件，校方可召開校事會議，並依法調整職務，然而執行多年來湧現濫訴亂象。

近來，教育部不斷強調校事會議案件數下降，並將其視為改革成果。然而，問題的關鍵其實是在於制度能否做出正確判斷，及當判斷錯誤時，是否具備修正與檢討能力。許多人認為，教師不服處分可透過申訴、訴願及行政訴訟救濟，但從新竹這起案例揭露了制度的最大盲點，在於有救濟機制，不代表有實質正義。

這3年期間，當事人失去工作與收入，承受名譽受損與巨大的心理壓力。即使最後勝訴，法院能撤銷違法處分，卻無法歸還失去的歲月，也無法抹去傷害。對當事人而言，官司打贏了，但人生已經付出了難以彌補的代價。

更值得思考的是，當調查結果被推翻，制度本身是否曾回頭檢視當初的調查過程？證據評價是否合理？相關調查人員是否需要再訓練或檢討？現行制度幾乎沒有答案，因而形成弔詭現象，教師若遭遇錯誤調查，必須耗費數年時間自證清白；但調查錯誤所造成的代價，卻鮮少由制度承擔。錯誤調查的成本落在個人身上，制度幾乎不需付出代價。

教育需要被監督，然而，監督者同樣需要被監督。當制度擁有影響教師職涯與名譽的權力，就必須建立相應的品質檢核與責任機制，否則制度只要求被調查者負責，卻不要求調查者負責，最終只會讓教育現場的所有人更加不信任制度。

制度改革不能只看案件數字，更該關注每一件錯誤調查背後的人生代價。如果一位老師必須花費3年時間，才能換來一句「原處分撤銷」，那麼我們該問的已非她最後有沒有勝訴，而是這套制度是否具備避免錯誤、修正錯誤，以及承擔錯誤的能力。

當錯誤調查的成本永遠由個人承擔，制度卻能對當初的錯誤置身事外，那麼，受到傷害的不會只是教師權益，還包括校事會議最想保障的學生權益。（作者為全教總副理事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