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三個老師在校園自殺，大批教師在高雄上街頭抗議校事會議。（圖／全教產提供）

去年4月到今年5月，總共有三個基層教師在校園裡自殺，那得有多大委屈與悲憤，才能讓一個教師選擇在自己獻身、實踐理想的場所結束生命！「全教產」副理事長何耿旭指出，這個制度除了讓恐龍家長可以任意踐踏老師，更因為校長權力太大，教師保障太少，小案大辦，更是讓原本想「處理不適任教師」的機制，變成「處理不聽話老師」的殺手鐗！

何耿旭指出，只要有任何人投訴（以前可以匿名），不管是不是家長，校方受理後，啟動「校事會議」（高級中等下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），只要五個人，包括校長本人、行政人員代表、家長代表、教師代表與所謂的「公正人士」就可以決定是否成案。

一般來說，行政代表那一票是看著校長的臉色投的，家長會長通常也與校長走得比較近，也就是說，掌控力強一點的校長，幾乎他的意志可以決定是否成案。接著，從教育部的「人才庫」裡挑選「調查員」，最少需要三人，教育局會提供三到五倍的名單供校長挑選。何耿旭透露，實務上校長會先透露「口袋名單」給教育局，確保自己「認可」的調查員在名單內。

本身也有調查員資格的何耿旭說，教育部的「校事會議調查員」都是些退休校長、督學、律師，以及某些在職的教師、主任，他自己刻意去考，錄取後僅上了三天課，就取得資格，而這些人對查案根本外行。

於是在找不到教師有明顯違法，又想對投訴者有個交代，就以「教學行為失當，明顯損害學生權益」、「親師溝通不良，可歸責教師」、「以言語羞辱學生，造成學生心理傷害」等理由作出處分，不少老師死在這幾句考評上面。

對此，何耿旭說：「上述這些處罰理由都很模糊。如何才算教學失當？罵幾句到底是「愛之深、責之切」還是讓孩子心靈受傷？親師怎麼溝通老師才算沒錯？都沒有一套標準，全憑調查員主觀的「心證」。何耿旭強調，僅憑三到五個受訓三天的「調查員」，抓幾個學生，對當事老師審訊一番，就要決定一個老師一生的職業生涯是否終止，是否太草率了些？

而且，調查期規定是兩個月，但還可以延期兩次，每次一個月，也就是說，被搞到校事會議的老師，可能得被煎熬四個月，接著還有「輔導期」，若輔導無效，則送「教評會」作出是否停聘、解聘、不續聘等嚴厲處分。何耿旭強調，犯罪的人都可以找律師辯護，但老師在接受調查期間，卻得孤單的自己蒐證、面對調查，沒有任何外援。

何耿旭透露，調查員每次接案，一天的出席費是5000元，寫報告每字1.5元，為了賺錢，調查報告動輒五、六萬字，有些甚至連錄音監控的逐字稿都一字不漏，如此下來，負責撰稿的主要調查員，平均一個案子可賺三到四萬五千元，曾有某調查員告訴何，他最多一個月接14個案子，月入數十萬。

何耿旭痛罵：「校事會議已經變成一個『壓迫教師的產業鏈』，調查員必須與校長關係好才有案接，當然看著校長的眼色辦案，如此，若遇到強勢、掌控慾強的校長，校事會議就淪為「處理不聽話老師」的利器」。

何耿旭強調，最糟糕的是「小案大辦」的歪風，很小的事情可以「上綱上線」，例如，全教產某位會員，因故讓某生坐到教室最後面，家長認為，那個位置靠近垃圾桶，是歧視他的孩子，問題是，每個班都有垃圾桶，每個班都會有個孩子得坐垃圾桶旁，難道都是歧視？但最後這老師，還是為了這點小事被立案，記過了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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