內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4年台灣新生兒人數為13.4萬多人，退到了1920年的水準。2025年前四個月的新生兒人數僅約3.8萬人，推估2025全年新生兒人數恐跌破12萬人。台灣上一次新生兒人數低於13萬人，是日本統治時期的1908年。

為了不讓嬰兒哭聲日漸減少，政府規劃名為「婚育宅」的友善婚育住宅政策，要透過擴大租屋協助，讓青年人「穩居」，進而願意結婚、生子，一步步的讓社會上有愈來愈多的嬰兒哭聲。

當然，政策目的與用意是良善的，可年輕人不婚不育，甚至是婚而不育，絕不單是「住不住得」起的問題，養兒育女為人父母是一生的責任，涉及的問題相當多，住不住得起只是諸多問題之一。

台灣之所以年輕人不願輕易走入婚姻、生兒育女，甚或是婚而不育，除了高房價之外，還有薪資所得、通貨膨脹、職場與家庭平衡的壓力，對未來前景的茫然也脫離不了關係。當年輕人對未來不抱希望，期待年輕人結婚並生兒育女，可說是奢望。

這可從鄰近的韓國得到印證。過去20多年來，為解決少子化的危機，韓國歷任政府總計投入近400兆韓元（約新台幣9.6兆元）資金、提出了許多「創造性」的鼓勵生育方案，從每月發放的補助金到住房補貼，甚至住院費、試管嬰兒的費用都可以報銷。

但這20年來，不論砸下多少錢催生，不論提出多少「創造性」方案，韓國出生率一路下滑至2023年0.72的新低。2024年，韓國政府再砸19.7兆韓元（約新台幣4,400多億元），終於盼到了生育率九年來的首次回升，也只是由0.72的谷底上升至0.75。

很顯然，經濟上的誘因，對韓國年輕人催生的效果甚微，且無助於扭轉頹勢。

韓國生育率如此低迷，與病態的職場文化、殘酷的學業競爭文化，及財閥經濟造成的貧富差距等結構性問題都有關係，沒有多少年輕人是相信「努力可以改變命運」。近幾年一場場的示威現場，「如果看不到希望，怎麼努力？」類似的說法，反覆的從年輕一代口中說出，他們不敢對未來抱有大多的想像。

台灣與韓國年輕人面對的壓力，是相似的。同樣面對不斷攀升的物價及就業困難的壓力，即使有了工作，薪資也不足以支應高漲的物價，難以經濟獨立，當自己溫飽都不易達成，遑論婚育。

因此比起生兒育女，他們更偏向即時行樂、實現自我，追求成為「YOLO（You Only Live Once）」一族：與其為「別人」而活，不如為自己活，這個「別人」，包括生兒育女在內。

面對著少子化現象的持續惡化，最迫切的課題，應是如何減輕年輕人的壓力與焦慮，並提供對未來的期待。這需要政策從長遠角度給予支持，提供更完善、更長久的婚育政策，包括教育體制、托育環境的改善，以及建立友善的生存環境、職場環境，乃至長照資源和退休保障等，讓年輕人敢生、能養，社會才能有愈來愈多嬰兒的哭聲，才能注入新的生命力。